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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杆配资哪家好建德文史 | 急管繁弦、诸班齐奏——上世纪六十年代前的建德婺剧

婺剧是旧时建德民众最主要娱乐生活。这些情况的专门记载不多，但是通过《建德县志》《新安梨园录》及《家乡戏曲活动漫忆》等记录杠杆配资哪家好，大致勾勒出清末一直上世纪五十年代建德境内婺剧的演出、观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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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今天意义上的婺剧并未形成，当时在建德一带流行的徽戏（又叫金华戏）、乱弹班、昆腔班都是婺剧的前身。那时民众极爱戏曲，据著名戏曲家戴不凡先生的统计，民国初年在不到三万人的严州城里可供演出的戏台大约有二十个之多，绝大部分都设在庙里。乡下因临时演出而搭的草台则无法计算。因为信仰缘故，每个人都要在去庙里烧香。如果庙里开始演戏，东家或老板要尽力安排时间，让自己的雇工去连看几天。否则“老板克扣不让人看戏”的恶名比“克扣伙食”的舆论压力更大。所以严州城内外，一年里有半年以上演戏的锣鼓日夜不断。

戴不凡先生还具体地回忆了他身边长辈爱戏情形——“庆庆爷爷”是种菜的，上过一年私塾，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可是二两酒落肚，便能唱昆曲《大赐福》。“裕生爷爷”是借住在他家柴房里的老光棍，靠给人打零工过日子。他年轻时在西门街的一个太子班学过戏，每年元宵节后，都要化上妆唱一出、半出正生戏，闲来还教孩子学“十番锣鼓”。只要听说附近乡下有戏，他就到乡下去，打两天零工看三五夜戏，空手而去空手而归。他家里的三个姑婆也都是戏迷，尽管夫家从大地主破落成小贩、雇农，可是仍然不改看戏的爱好，三天两头跑出去看戏。如果三姐妹一起回娘家，成天就是谈戏，还拿戏里学来的“历史知识”考年幼的戴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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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人爱看戏也不输给城里人。戴不凡先生在马目乡下教书时，要临时给学生编个抗战戏。学生们平时戏看得多，在台上的走的阵型“编辫子”、“走插花”一学就会。每次这种业余的演戏活动，社会上都会自动有来“帮忙”的爱好者，不收取任何报酬，好玩而已。

看戏“着迷”后，自己也想唱。有的人就组坐唱班。坐唱班的挑头人员往往是家里较有钱的少爷，他们出一部分资金，再由祠庙和其他参加者随缘乐助。在戏班停演的时候，请一个或几个戏师傅来教戏。晚上大家有空，也会在一起自己练习。坐唱班人数不限，三四十甚至四五十人同时学的也很多。如果坐唱班不限于清唱，请了师傅来教身段，并且能上台演出了，就叫太子班。一旦三五年后，太子班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剧目，被人请去演出也很自然。无论坐唱班还是太子班都以自娱为主，拿到酬谢的“红纸包”首先用来添置行头或者存起来下次再请师傅，剩余部分才分给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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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梅城专唱徽戏的坐唱班有两个。当时徽戏在金华、衢州一带很流行，建德百姓也称徽戏为金华戏。其中年代较早的是成立于1918年前后的严东关太子班，主要成员有朱大德(小生)、朱弟弟(花旦)、季德庸(小花)、戴树林(正吹)、朱大贵(副吹)、姜有根(大花）等人，教戏先生是大洋下埠的黄小劈，教戏都在朱大德家进行。照惯例40个晚上学一本戏，教会后再付红纸包(酬金)给师傅。红纸包大小一般是20元大洋一本戏。学的剧目有《百寿图》《碧桃花》《三打王英》《借东风》《徐策跑城》《薛刚反唐》等。到了抗战，因为时势不稳严东关太子班就解散了。城里的徽戏坐唱班建立于1928年前后，由西门街的高跃华挑头。这个坐唱班有十余人参加，请当时在茶馆卖唱的永康人程老大来教唱，仅限于围桌坐唱。到1933年，变成化妆登台的太子班，仍由高跃华主事，演员加乐队共二十余人。后又聘请麻车太子班的教戏先生蒋喜龙来教戏，学戏在西门街朱金钿纸马店后面，曾在梅城、桐溪、大洋里黄等地演出。这个太子班没有行头，如要演出，道具服装均租用，经常在城内中山厅、东关赵郎庙、西门街中山室等场所演出。后来演出渐少，太子班又变回坐唱班。抗战爆发后，因人员星散而中断。

1937年，梅城又组了摊簧坐唱班，由吴祖功、张如松教唱。学唱在县民众教育馆，演出在南门码头茶楼的船业公会内。与徽戏坐唱班的大锣大鼓不同，摊簧坐唱班伴奏乐器是扬琴、琵琶、三弦、二胡、鼓板等，自拉自唱，音乐风格相对幽雅。演唱的曲目有《渔家乐》《昭君和番》《活捉三郎》《白蛇传》《尼姑下山》等。参加者大约十多人，原浙江婺剧团小生名家方允均的父亲方葆燕就是其中成员。这个坐唱班始终保持坐唱形式，没有变成太子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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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许多坐唱班比城里的坐唱班历史更悠久。城里的坐唱班、太子班的主要参与者是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及部分小知识分子。农村里的参与者基本是都是在小地主、富农带领下的农民。农村的坐唱班、太子班有时还会做经营性演出。经营性演出有两类：一是婚嫁、做寿等喜庆场合被邀请去演出，称为彩戏，剧目有《龙凤呈祥》《百寿图》《万寿图》等；二是是寺庙开光和地主或有钱人家的堂会上的演出，称为会戏，一般点唱《太师回朝》《碧桃花》《走马荐贤》《貂蝉拜月》等。因为在农闲时出门所获的演戏的戏金远比在家搞点其它副业所得的收入要高，不少坐唱班、太子班自然而然地演变为职业、半职业戏班。

目前所知，建德最早成立的坐唱班是洋尾高楼厦村的“可乐轩”。这个坐唱班成立于光绪十六年（1890），有明确的传承谱系，从第一代的徐道基、王生林等人到第二代的徐柏富、盛寿根，到1949年已传至第三代，代表人物有徐志恒、徐樟元等。

大慈岩镇汪山村有个“万松坐唱班”，专唱昆腔，最早活动年代在可考证到1898年前。1915年，汪恕应在坐唱班基础上，组建戏班，称万松舞台。因行头不齐，他卖了十亩田地用于置办行头。戏班兼演徽戏、乱弹、昆腔，能演《下河东》《下南唐》《百寿图》《罗成降唐》《铁灵关》《玉麒麟》《碧桃花》《龙凤锁》《火烧子都》等数十个剧目。抗日战争时演过《唇亡齿寒》《吴三桂》等剧目以表达对时事的不满。该团长期在金华、兰溪、寿昌、龙游、淳安农村演出，有一定影响力。因解放前汪山村隶属兰溪，很长时间里这个剧团称“兰溪万松舞台”。至今该村仍有一个民间职业剧团叫“汪山婺剧团”。

更楼石岭村的坐唱班成立时间可追溯到1907年。这个坐唱班成立不久后，就常常到庙会等场合演唱，曾经参加过的庙会有更楼的红庙、翠坑口村的白沙庙、陈家村的白沙庙、甘溪的仙姑庙、邓家村的村口庙等。1911年，金华的教戏先生余光法到石岭村教戏。余光法不仅能教乐器演奏和演唱，还能教表演，因此坐唱班很快变成太子班。因为办好太子班，村民叶仁山，叶寿福，叶元载三人卖田筹钱后到金华、衢州去购得行头。苦于村中学戏的人数无法凑齐一个戏班所需之数，村民又请余光法到金华、兰溪、龙游、衢州等地请来演员加入，担任助演。1912年，余光法带了这个太子班到淳安演出。因演出质量尚可，行头全新，所以在淳安越演越红。淳安演完回乡后，众人就决定弃农从艺，太子班由此变成了职业戏班，常年在寿昌、龙游、兰溪一带演出，一直到1948年因为时局动荡而停止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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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部分坐唱班从一开始就有很明显的营利目的。劳村的坐唱班“同庆会”成立于1915年，这个坐唱班以高腔为主，兼唱其它声腔。这个坐唱班与其它不同坐唱班不同的是它还兼唱道士戏《目连救母》。旧时办丧事时要请道士做道场。有的人家无力承担道士做道场的费用，请劳村坐唱班去清唱一次《目连救母》，便算做过道场了。在丧事上唱《目连救母》完全属于营业性演出，酬金比其它喜庆场合演出高出很多。这说明了“同庆会”有很重的的营利性质。

大同万圣村的太子班也是个一开始就是为了营业而组建的班社。清末时期，万圣村人多地少，生活困苦。村里的“阿爷爷”（真名已不详）到龙游去买米时发现坐唱班也可以赚钱，便带着村里人开始了学戏补贴家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一个小小的自然村里，最多时曾经有五个剧团，成了远近闻名的“做戏村”。“武举堂太子班”历经九十余年，几经变迁，到如今称为建德小百花婺剧团，仍然活跃在浙西、浙中大地。

1949年到1953年的几年间，因为忙于土地改革等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绝大部分坐唱班、太子班及职业剧团都较少演出，演出内容也多改为顺应时势的秧歌、歌舞。比较有影响的演出有寿昌石泉村的坐唱班迎合时势排演《兄妹开荒》；汪山村的万松舞台在这一时期演过《刘胡兰》《李闯王进京》。有的民间业余剧团还在文化部门的指导下，排演了《红灯记》《传家宝》《送子参军》等戏，在当时情况下为宣传党的政策方针起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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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结束后，社会渐渐稳定，农村经济好转，演出市场复苏、民间剧团、太子班又活跃起来，演出场次大增。但是民间剧团和太子班的演员们都是未受严格训练、半农半艺的艺人及农民，他们很少有机会看到高水平专业剧团的演出，没有观摩、提高的机会，因此演出质量一般。但是其间也出现一些名家，如大同人欧阳荣富（1903-1980）是文武兼备的的名花脸，能演一百多本戏，先后在大鸿喜、包凤、老紫云等班搭班。建国后在东阳、武义婺剧团教戏，1954年参加首届全省戏曲汇演获三等奖。其女欧阳香春(1937-2003)工花旦、正旦，是武义婺剧团的早期名旦，表演细腻大方，善于运用传统手法刻画人物。李家人夏美崽(1910-1998)工小花，曾在大荣春、大协和、陈庆福等搭班，建国后参加兰溪婺剧团并任副团长，1954年参加首届全省戏曲汇演获三等奖。由于这些名家的主要演出范围分别在东阳、武义、兰溪等地。建德婺剧艺术水平要得到飞速提高，一直要到等到成立专业婺剧表演团体。

作者|蒋羽乾杠杆配资哪家好

发布于：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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